以蒙书为核心内容的小学传统文化教育

很荣幸，应“蒙以养正，学以成人——第三届全国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论坛”的邀请，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传统文化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写的心得体会。最近几年来，我有幸跟随我的老师徐梓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的各位同仁，深耕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持续关注相关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北师大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一是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二是应中国教育学会的委托，研制《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三是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邀请，编写全套24册的《中华传统文化》教材。  

随着这些工作的持续推进，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传统文化课程的思考越来越深入，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理念。为了更好地展开本次演讲的主题，有必要作一些背景内容的铺垫。因此，我先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对于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开发的基本理念。

一、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开发的基本理念

先说说基本依据的问题。众所周知，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文化教育。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强调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全面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这份《纲要》侧重原则性要求，为传统文化课程的开发留下了极大的自由空间。

2017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最令传统文化课程开发者感到兴奋的是，《意见》第九条明确提出：“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从“融入”到“构建”，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重视程度的加强，也为开发一门独立、完整的传统文化课程提供了必要保障。此外，《意见》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各自提炼出一些基本的概念和主题，对传统文化课程的内容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前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的开发，应该以教育部的《纲要》和两办的《意见》为基本依据。

下面，再简单介绍一下课程内容的设计问题。当前传统文化的课程设计百花齐放，教材编写异彩纷呈，每套教材都有自己的理念。就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设计而言，每套教材都对传统文化的内容有各自的分类方法。

我们认为，分类要坚持基本的逻辑起点：一是标准要要前后一致、首尾一贯，不能一事一议、中道改易；二是要包举齐全，不能有超出这个分类体系之外的内容；三是要在教育教学中，容易理解、记忆，方便操作。根据这样的原则，我们把作为教育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分为经典、常识、技艺三大类。

经典，指我们民族历史上那些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经典是中华民族思想理念、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今人智慧的源泉。学习经典，对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核心素养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常识，是在中国历史上广泛流传、广为人知的基础知识、生活经验和思想共识，小到一个称谓，大到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常识的范畴。传统文化常识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是形成中华传统文化基础的主要知识来源，是提升人文底蕴的重要路径；对于我们更好地阅读古文、研读古书，搞清楚今天生活中很多事物的来龙去脉，同样大有裨益。

技艺，指需要长时间反复演练才能习得和掌握的富于技巧性的游戏、手艺、艺术和工艺等。传统技艺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体现了中国的智慧。通过传统技艺的学习，不仅能够娱乐心性、激发兴趣、宣泄情感、强壮筋骨，而且能切实理解先民的用心，感受古人的情志，体味传统文化的精髓。

常识、技艺的部分，暂时先不展开。至于中小学经典教育的内容选择，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以北师大版《中华传统文化》为例，我们的具体方案是：小学阶段以传统蒙书为核心。一年级学习《弟子规》《小儿语》等思想道德类蒙书，二年级学习《太公家教》《朱柏庐治家格言》《增广贤文》等家训格言类蒙书，三年级学习脍炙人口的《三字经》《千字文》等综合类蒙书，四年级学习传统名联和《声律启蒙》等语言文字类蒙书，五年级学习《名物蒙求》等百科类蒙书和介绍传统哲学、政治概念的《性理字训》《毓蒙明训》，六年级学习《幼学琼林》等百科类蒙书。

初中阶段重点学习“四书”，同时兼顾学习具有代表性的子部经典。七年级学习《论语》《大学》，八年级学习《孟子》《中庸》，九年级学习《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诸子百家类经典。

高中阶段重点学习“五经”，同时兼顾学习具有代表性的史部、集部经典。高一学习《诗经》《尚书》，高二学习《礼记》《周易》，高三学习《左传》，以及史部、集部的代表性典籍，如《史记》《资治通鉴》《史通》《楚辞》《昭明文选》《文心雕龙》。

我们的方案之所以把蒙书设定为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综合考虑蒙书的独特价值及历史影响、古代教育实践的经验教训、当代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需求等因素后，做出的慎重安排。

二、蒙书的独特价值及历史影响

蒙书，也称蒙养书、蒙学读物等，是古人为实施启蒙教育而编写的教材。从相传为周代识字课本的《史籀篇》和秦汉时期通行的《仓颉篇》《急就篇》算起，蒙书的历史已超过两千年。

蒙书是古代启蒙教育经验和智慧的集中体现。那些在历史上流程广、影响大的蒙书，大多是古人为实现“蒙以养正”的教育目的，针对识字教育、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等实际需要编写而成的；就内容而言，它们往往浅显易懂，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就形式而言，它们往往句式短小，采用押韵、对偶等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适合学生诵读、记忆。

蒙书是古代儿童入学后所接触到的第一批教材，对古人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具有其他典籍无法比拟的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它关乎“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

另一方面，蒙书在古代各类教材中的受众最广。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更高层级教育、无法系统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生而言，蒙书便是他们一生中所能读到的为数不多的书籍；而且除启蒙教育外，蒙书还被广泛用于“化民成俗”的社会教育活动，其影响可以说遍及社会的每个角落。

因此，正如当代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蒙书“比起那些‘羽翼经训、垂范方来’的所谓‘不朽之作’来，就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来说，并没有丝毫的逊色，反而更加典型、充分和鲜明。即使比起那些堂皇的儒家经典，也更加真实、更加具体”。

经过历史的淘洗，虽然很多蒙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甚至难以逃脱散失亡佚的命运，但也有一批优秀的蒙书脱颖而出。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启蒙课堂上，这些蒙书持续地发挥着影响与作用。

如南朝周兴嗣所编的《千字文》，成书后很快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它不仅是启蒙教育的重要教材，而且是流传千古的精美文章、历代书法家竞相挥毫的书写材料，还是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计数工具，其影响遍及古代教育、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成书于宋末元初的《三字经》，在明代中后期开始流传，成为古代最负盛名的启蒙教材。《三字经》不仅在一般的启蒙课堂上广泛使用，而且还出现在王公贵族的教育活动中，明穆宗幼年做太子时，面对大臣“宜读书进学”的勉励，就曾以“我已读《三字经》矣”（《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一三八）作答。《三字经》不仅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而且还远播域外，1990年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进了“儿童道德丛书”。

这些优秀的蒙书，就其独特价值和历史影响而言，完全具备典范性、权威性等特征，是当之无愧的传统经典，理应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古代教育实践的经验教训

古代教育家往往将教育活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汉书·食货志》）。虽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笼统的界定，而且学生的入学年龄和学习年限也并非一成不变，但将教育活动明确划分为层次有别、内容各异、彼此衔接的两个阶段，这在古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是一以贯之的。

关于小学与大学的区别，宋代大儒朱熹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子语类》卷七）也就是说，初级阶段的教育应以“事”为中心，不必探究过于深奥“理”，从学生的日常生活出发，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爱亲、敬长等常识和规范，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培育一个圣贤的“坯璞”，也就完成了本阶段的教育使命。

在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教育实践中，往往有蒙馆和经馆之分。如清代人唐彪曾指出，“经、蒙宜分馆”，以便“经师无童子分功，得尽心力于冠者之课程，故已冠者多受益；蒙师无冠者分功，得尽心力于童蒙之课程，故幼童亦受益”。（《父师善诱法》）具体而言，蒙馆实施启蒙教育，主要以蒙书为教材，教导儿童识文断字，学习一些常识和生活技能，养成良好的道德规范；经馆实施经学教育，主要以“四书”“五经”等作为教材，面向那些年龄较大、想要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教导他们系统研读儒家经典，学习写作科举应试文章。这是古人继承“小学”和“大学”的教育理论，结合教育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所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一些长期关注教育实践活动、深知其中甘苦的学者或塾师曾反复指出，儿童的经典教育应从内容浅显的蒙书入手，不宜过早学习相对深奥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如明代的吕坤认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社学要略》）清代一位经验丰富的塾师，针对当时一些蒙师“开蒙即训《学》《庸》”的做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始入大学，今呼七八岁童蒙，而训以大人之学，一步登天，自问亦应失笑。”（《变通小学义塾章程》）

可见，即使在儒家经典的地位如日中天、全社会对读经应举趋之若鹜的古代社会，很多有识之士也并不提倡儿童过早学习儒家经典，而是明智地将其放在蒙书的后面。这对我们今天思考小学阶段经典教育的内容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当代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考量

从今天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需要出发，蒙书对于小学经典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教育目标而言，蒙书的“蒙以养正”与当代教育的“立德树人”具有内在一致性。“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蒙》）这句话历来被视为蒙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目标。像《弟子规》《小儿语》这样的伦理道德类蒙书，固然是“蒙以养正”教育目标的直接体现。如《弟子规》以《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一章为框架，从孝、弟、谨、信、爱众、亲仁、学文等方面出发，着力于学生道德修养的提升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至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知识类蒙书，也间接体现了“蒙以养正”的教育目标。如《三字经》本身就是一篇劝学文献，书中涉及大量古代圣贤勤学苦读的事例，借此劝勉学生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可见，蒙书的教育目标，与当代传统文化教育中强调以人格修养、社会关爱和家国情怀教育为重点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具有内在一致性。

其次，就教育内容而言，蒙书可以为小学经典教育提供大量难度适宜、语言优美、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诵读和学习文本。相较于一些儒家经典的高深晦涩，蒙书往往浅显易懂，甚至用一些近似口语的句子，将深刻的道理、广博的知识娓娓道来。相较于一些儒家经典的佶屈聱牙，蒙书往往文从字顺，句式整齐，押韵便读，有助于学生充分感受和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优雅与精致。相较于一些儒家经典侧重于“天道性命”“修己治人”的阐发，蒙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更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相较于一些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理想的价值体系，蒙书中的内容更能反映社会现实，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

最后，就教育过程而言，蒙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传统文化教育持续、有效地开展。“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训蒙教约》）正如明代大儒王守仁所指出的，能否在教学活动中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其乐学好学，往往是决定教育成败的关键。蒙书多采用押韵、对偶的形式编写，富于美感，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再加上其教学和学习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有利于培育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和感受力，推动传统文化教育持续、有效地开展。

2018年9月25日作者于北京孔庙·国子监

北师大版《中华传统文化》官方微店网址：

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2607126757&wfr=BuyercopyURL

本文为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